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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爾多斯史志
  

  《伊克昭盟志》修志始末

  (一)

  清代以來伊克昭盟地區出現過許多著名的蒙古歷史學家。蒙古歷史三大巨著之一的《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綱》都誕生在伊克昭盟地區。這兩部巨著勾陳蒙古歷史,以北元蒙古歷史和漠南右翼蒙古活動為祥,其中較為詳實地記錄了蒙古鄂爾多斯部的歷史,是伊克昭盟地區本籍編修歷史的首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黨和國家十分重視編修地方志工作。伊克昭盟在五、六十年代也有過這樣的動議。1962年,時任伊克昭盟副盟長的奇忠義、民政處處長馮子諒和盟行署秘書陶志一三位同志合作編寫了《伊盟歷史沿革史》初稿。不幸的是這部書稿在“文革”動亂中散失。

  1978年6月,盟政協副主席奇忠義同志便向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建議編修《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得到了盟委書記千奮勇的支持。1979年9月25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以伊黨發〔1979〕第33號文組建了以盟委副書記趙旭為主任、奇忠義為總編輯的《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編審委員會。

  《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的編修工作是伊克昭盟第一次由黨委、政府組織的史志編修工作。這項工作以伊克昭盟政協文史辦公室為基礎,開展編寫《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的前期工作,擬定了寫作提綱,向1935年前后到伊克昭盟開展革命工作的高增培、田萬生等幾十位老干部征集了革命回憶錄。《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是編纂《伊克昭盟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寫好《伊克昭盟志》的重要前提,對《伊克昭盟志》的編纂工作具有開創性意義。

  到1983年,《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編審委員會和伊克昭盟政協共征集《伊盟革命回憶錄》文獻40余萬字,出版了時任內蒙古社科院副院長陳育寧關于伊克昭盟地區歷史的論文匯集《鄂爾多斯史論集》15萬字。1982年開始,由《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編委總編室著手編輯了系列文集《鄂爾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由奇忠義任主編,王仁定、趙繼之、梁冰任編輯(1986年后有伊克昭盟地方志其他編輯參與編輯),共編輯出版《鄂爾多斯史志研究文稿》8冊,內容涉及歷史沿革、建制沿革、民族宗教、風俗習慣、水文地質、生物、蒙旗制度、蒙醫藥、傳統文化等方面近200余萬字。

  (二)

  1982年7月,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在山西省太原市并州賓館舉辦的中國地方志學會第二次年會暨地方志專業培訓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秘書長楊達賴率全區12個盟市有關人員出席了會議。會議除部署全國修志工作任務外,把重點放在培養地方志撰修專業人才上。應該說,這次會議是內蒙古自治區及各盟市進行修志工作的發端。

  1983年1月23日,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伊克昭盟行署決定將《鄂爾多斯歷史沿革史》更名為《伊克昭盟地方志》,任命盟委副書記趙志宏為伊克昭盟地方志編審委員會主任,奇忠義為總編輯,耿飛熊、梁冰為副總編輯。

  伊克昭盟地方志總編室在編委會的領導下,按照國家、自治區關于編纂地方志的要求,積極開展了編纂《伊克昭盟志》的前期工作。以伊克昭盟政協文史辦公室已經開展的工作為基礎,陸續內部出版了《伊盟革命回憶錄》第一、二集,《鄂爾多斯史志研究文稿》8冊,《“獨貴龍”運動史料》(蒙文)一冊。這些成果為《伊克昭盟志》必須涉及的近現代史料積累了資料,并對蒙旗制度、藏傳佛教、土地開墾、地質礦產、水文、生物等學科進行了專題研究,為伊克昭盟地方志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基礎。

  同年6月,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編委會成立,并召開了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次地方志工作會議。是為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工作的正式開始。由于伊克昭盟地方志工作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些成績,受到了自治區的表揚和鼓勵。

  (三)

  1985年,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內蒙古自治區政府辦公廳通知精神,中共伊克昭盟黨委決定將伊克昭盟地方志編委會總編室改為伊克昭盟地方志辦公室,梁冰任地方志辦公室主任,黨委領導、政府主持的修志格局開始形成。

  同年10月9日,盟行署第94次盟長辦公會議決定,調整盟地方志編委會組成人員,副盟長李崇義任編委會主任。伊克昭盟地方志辦公室,為伊克昭盟行署處理地方志事宜的職能機構,編制由6人增為10人。其主要任務是在地方志編委會統一領導下協助總編編纂《伊克昭盟志》,對旗市和盟直有關部門修志進行協調、指導和綜合審定等。

  同年12月,盟行署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地方志工作會議,部署了全盟地方志編纂工作。盟地方志編委會主任、副盟長李崇義與8個旗市和盟直56個單位負責人簽訂了修志合同書。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各旗、市志和盟直機關各部門的專業志要以《〈伊克昭盟志〉綱目和凡例》列出的章、節為基本內容,并對志稿質量和完成任務的時間提出具體要求。這種責任制形式對促進專業志工作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從此,地方志工作進入了有組織、有領導、有計劃、有步驟的全面發展階段。地方志事業也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得到各級領導的支持。

  1986年12月,盟行署任命李濟華和王生偉同志為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至此建立健全了盟地方志辦公室的組織領導機構。

  編修新方志,對全盟來說都是個新課題。因專業志編寫人員缺乏修志知識和經驗,盟地方志編委會在實行責任制措施的同時,責成地方志辦公室對盟直各有關部門的修志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和指導。1986年3月,盟地方志辦公室邀請有關專家從地方志理論和基礎業務方面對修志人員進行培訓。盟地志辦也重視自身建設,從各方面創造條件,努力提高專業人員的基礎理論水平和專業素質。同時,為培養地志辦的業務力量,派1人至蘇州大學參加地方志專業短訓班學習,并先后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大學等單位的歷史、地理學教授和江蘇、安徽、湖北等地專家講授方志理論和傳授修志經驗。

  為使專業人員了解、熟悉伊克昭盟各方面的歷史與現實情況,辦公室把做資料卡片作為基礎性工作常抓不懈,提高了專業人員業務水平。為使業務人員能夠承擔多專業、多學科的專業志編纂工作,辦公室選送6名同志參加了北京函授大學地方志專業的學習,有兩名同志參加了內蒙古大學地方志大專班的函授學習。在日常工作中,辦公室每周安排半天業務學習時間,從地方志基礎理論到編纂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進行學習和探討,起到崗位練兵的作用。

  辦公室根據每個專業人員的專業特長、寫作水平、工作能力,進行工作分工。業務人員分兵把口,將責任落實到各專業志,深入到專業部門寫作班子中,了解情況,抓工作進度,促進專業志的進展。歷屆行署領導及時了解情況,解決問題,對地方志工作的健康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編修地方志本身沒有直接的經濟效益,它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是一個間接的補償過程。對這一基本理論,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夠認識和理解,尤其在商品經濟大潮中,人們對地方志這一類文化建設更看得可有可無,無足輕重。全盟第一次地方志工作會議以后,雖然對各個單位撰寫專業志采取了責任制措施,但各個單位情況不同,或個別領導認識不足,或編寫人員素質不高,工作進展很不平衡。甚至有些單位把地方志工作看成是一種“攤派”,互相推諉、扯皮,甚至抱有抵觸情緒。針對這些情況,地方志辦公室一方面繼續做好宣傳工作,利用新聞媒介宣傳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加強對各專業志的業務指導,強化行政措施的貫徹落實。盟行署定期召開地方志工作會議,總結經驗,推廣先進,對專業志工作搞得好的單位進行表彰獎勵。

  1988年召開全盟第二次地方志工作會議,將盟直56個修志單位的任務進一步分解,擴大到80個修志單位,使許多二級單位的編寫任務直接納入盟地方志辦公室指導。辦公室的專業人員根據自己所承擔的編纂內容,分別負責對80個單位的組稿及業務指導工作,將《伊克昭盟志》的總體構想,通過各專業人員的工作貫穿到各專業志的撰寫當中。為了保證資料長編的質量,盟志辦的專業人員直接承擔了難度較大的卷章的資料搜集和編寫任務。

  《伊克昭盟志》的下限時間原計劃搞到1985年,根據工作需要,修志下限延伸到1988年,個別內容延伸到1990年。

  (四)

  資料是志書的第一要素。這是方志界的一句至理名言。《伊克昭盟志》的編纂者經過15年的艱苦耕耘之后,才真正掂出了這句話的分量。《伊克昭盟志》與續修志書的不同在于,它是填補伊克昭盟歷史空白的第一部通志,它肩負著說清楚伊克昭盟歷史發展脈絡的無可推脫的歷史重任。從“河套人”算起,伊克昭盟已有35000年的人類活動史,在無任何舊志可尋和沒有任何資料基礎的情況下,弄清這數萬年的歷史情況,談何容易!

  《伊克昭盟志》搜集資料工作從老干部的革命回憶錄開始,此后是從“二十五史”中尋找有關伊克昭盟的史料。用浩如煙海表述需查閱資料的廣泛狀況并非夸大之辭。僅唐朝的200多年,就有《舊唐書》200卷(328萬字)、《新唐書》225卷(386萬字)。由此可見工作量的巨大。

  《伊克昭盟志》以資料翔實、內容豐富見長。在地方志工作的初期階段盟地志辦就特別注重搜集資料,確定了“資料第一性”的編纂方針。起初,打算動用社會力量,用有償服務的辦法做這項工作。經過幾年的實踐,才發現這并不是完成任務的最佳選擇。因為讀“二十五史”并非容易的事情,不懂古漢語的人讀不懂“二十五史”,即使具備古漢語基礎的人,如不了解伊克昭盟的歷史情況,也很難找到有價值的史料。因為“二十五史”中,除《清史稿》之后的史書中有伊克昭盟這個名字外,其他史書均沒有這個名字。從80年代開始,由陳育寧、湯曉芳、義都賀希格、曹永年(筆名王曉綱)、趙繼之、王仁定和梁冰諸位分別從不同角度承擔了從歷史典籍中尋找伊克昭盟史料的重任。

  為盡可能全面掌握資料,總編決定派副總編輯梁冰深入城鎮及農村牧區,向各方面的有識之士采訪伊克昭盟的口頭資料。到內蒙古圖書館、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內蒙古檔案館、內蒙古博物館以及北京、天津、陜西、山西、甘肅、寧夏、青海等地的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科研機構遍查伊克昭盟的史料。經他調查采訪的人達700余人次,做了450萬字的采訪筆記,成為伊克昭盟珍貴的活資料。

  在搜集與整理資料工作中,他們還重視蒙古文歷史檔案文獻的翻譯整理。從1987年開始,地方志辦公室派田華在伊克昭盟檔案館常年查閱、翻譯蒙文檔案,共翻譯整理出近百萬字的清朝時期有關伊克昭盟的檔案資料。盟檔案館的寶音先生赴各旗調查“鄂爾多斯婚禮”的程序,寫出了完整的資料,由白歌樂先生用漢文翻譯。派巴特爾到盟檔案館和盟行署保密室查閱、收集大事跡資料,邊兆麗負責資料管理工作。

  伊克昭盟地方志辦已成為研究鄂爾多斯占有資料最全的單位。這將對開展有關伊克昭盟的宏觀與微觀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五)

  1987年秋,盟地志辦組織專業人員到山東、江蘇、浙江、湖北等修志先進地區進行考察學習。根據南方的先進經驗,結合伊克昭盟的具體實際,重新調整和部署了地方志工作,對篇目進行了修訂和調整,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盟志篇目。1988年又進行過第二次大的調整。在1991年以后的總纂過程中,對篇目又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與完善。直到審書會后的修改定稿過程中,才把篇目設置固定下來。

  伊克昭盟地方志辦公室是一個比較精干的班子,多數人屬于正規院校畢業的大學生,人員素質較好。為使專業人員勝任工作,1990年6月,盟地方志辦公室安排旗市志指導和盟志業務考察活動。業務考察的目的是:用全面、系統、翔實、準確的盟情資料,科學地記述伊克昭盟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最大限度地增強志書的科學性和實用性,使《伊克昭盟志》經得起歷史的考驗。考察活動的重點內容為:

  一、自然環境、地形地貌考察。伊克昭盟擁有8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從不同的角度稱這里為鄂爾多斯草原、鄂爾多斯高原、鄂爾多斯盆地。伊克昭盟地理位置很特殊,“三面黃河一面城(即萬里長城)”,屬于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過渡地帶。有草原、有沙漠、有河套平原、有丘陵溝壑、有山川河流、有海淖湖泊。地形多樣、地形地貌復雜。物產豐富,幅員遼闊。通過對全盟重點地段的實際考察,使編纂人員對伊克昭盟的自然環境有了直觀全面的了解。

  二、重點歷史遺址、文物古跡考察。伊克昭盟是“河套人”的故鄉,人類文明的搖籃,歷史悠久,文物古跡甚多。伊克昭盟又是革命根據地,富有光榮傳統。重點考察了統萬城、薩拉烏素河、宥州城、城川、三段地、十二連城等遺址和革命勝地,獲得了對伊克昭盟歷史發展的縱向了解。

  三、經濟地理、物產物候的考察。重點考察了西部地區的牧業經濟、北部河套地區的農業經濟和東部地區的煤炭開采,充分認識伊克昭盟經濟的特點,成就和環境保護、因地制宜發展生產的重要性。

  四、民情風俗、人民生活、民族特點、社會環境的考察。伊克昭盟有百萬各族人民,各民族和睦相處,共同創造了鄂爾多斯的歷史。實地考察各民族共居、聚居及相互影響的深層內涵,各民族的來源及分布特點,有代表性的風土人情、方言土語、生活習俗和居住、服飾、飲食、生產勞動等,從立體層面上了解了各地民俗風情。

  五、文化、教育、衛生、科技和宗教等的考察。主要從歷史文化的演變過程著眼,結合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對文化的影響、制約,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識伊克昭盟的現狀。鄂爾多斯是北方各少數民族活動的歷史舞臺,先后有幾十個民族或部落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繁衍,創造了燦爛的草原文化。鄂爾多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眾多的民族活動,推進了復雜的歷史演化,所以,人們把這里稱為“神奇的地方”。伊克昭盟地區是個泛神地區,宗教信仰與該地區的民族特點和地區特點密切相關。群眾信奉佛教者居多,而佛教又受道教和儒家學說的影響,形成釋、道、儒雜糅的特點。這次考察,對伊斯蘭教和歷史上信奉過的薩滿教、部分地區的天主教等情況也作了調查了解。另外,還對盟旗邊界、行政區域、交通運輸等情況進行了考察。

  為了在志書中準確地反映伊克昭盟的歷史原貌和歷代的建置情況,考證鄂爾多斯歷史上的一些疑難問題,1991年,盟地志辦邀請北京大學地理學系教授王北辰、博士研究生張寶秀,對全盟境內10余處古城池進行實地考察,行程2000多公里,跨越全盟5旗1市。通過綜合考察活動,不僅拓寬了編輯人員的知識面,而且增強了編纂《伊克昭盟志》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每個專業人員都為肩負填補伊克昭盟歷史空白的重大使命而感到光榮、自豪。

  (六)

  1985~1989年的專業志編纂階段,盟地方志辦公室始終從業務角度強調各專業志是《伊克昭盟志》的一個組成部分,各專業志必須按照《伊克昭盟志》的篇目設計進行專業志的編纂。結果各部門編出的專業志稿與《伊克昭盟志》整體構想的差距仍然十分驚人。大部分專業志稿是以各部門為中心縱橫揮灑,而忽略了全志的整體要求。長期反復強調的總纂要求,并沒有較好地貫穿到各專業志編寫人員的思想里去,絕大部分專業志都是洋洋幾十萬言。要想把這些稿子變成《伊克昭盟志》的一個有機部分,必須另起爐灶,推倒重來。當然,也有個別專業志稿與總纂要求比較接近,但這樣的稿子只是鳳毛麟角。

  為縮短專業志稿與總編要求的距離,決定由地方志辦公室的專業人員在總纂的具體指導下,以各部門完成的專業志稿為基本素材,重新編寫專業志稿。經反復考慮,決定由王生偉負責畜牧業、農業、林業、財政、鄉鎮企業、經濟綜合管理卷中的計劃、統計等部分;楊建林負責人口、工業、交通運輸、郵政、電信、商業、糧油購銷、稅務、金融、城建環保、人民生活、方言等部分;楊·道爾吉負責民族、自然環境、自然資源、自然災害、水利水保、政黨、軍事、文化、衛生、體育、教育、科技、宗教、風俗等部分;師和平負責轄區簡介、政權政協、群眾團體、勞動人事、民政、司法等部分;王兆奎負責經濟綜合管理中的工商行政管理、物價管理、標準化管理等部分;李濟華參與了城建環保、衛生、軍事部分組稿編輯工作;張大勇參與了自然部分的資料搜集與編輯工作。

  部分卷次進入試寫階段后,地志辦要求每個編輯人員先編寫出一兩部試寫稿,將編輯人員編寫出的志稿互相交換審閱。通過內部互審,發現問題不少。雖然經過地志辦長期努力提高業務人員的寫作能力,但發現編輯人員的業務水準不是在同一個水平線上,對地方志理論的認識也不盡一致,所以編寫出的稿件質量有明顯的差異。針對這種情況,辦公室加強了業務培訓工作。堅持每周星期四進行一個下午的業務學習,展開討論解剖麻雀,以增強編輯人員的綜合業務水平。將盟地志辦的主要業務力量盡可能都投入到艱苦的編輯工作中去。編輯人員通過1989年的試寫鍛煉,通過長期的鉆研業務,駕馭稿件的宏觀能力和撰寫能力得到了提高。

  盡管如此,經過專業人員編出的稿件,仍然存在較多問題。如編輯人員都參與幾個專業的完整的卷次編寫,所以往往注重考慮該專業的完整性、系統性,而忽略整部志書的交叉、矛盾、重復問題。也有的編輯人員對部門專業志資料照抄照搬,不加取舍,不進行必要的加工整理,缺乏創造性的勞動,結果給總纂增加了難度。

  由盟直機關各部門分頭編寫的專業志稿,經過盟地方志辦公室專業人員的再加工,使《伊克昭盟志》的資料長編大部分卷章初見眉目。但是,這還不是《伊克昭盟志》的全部內容。有許多帶有全局性、綜合性的卷、章、節,必須由地方志辦公室專業人員去完成。從辦公室專業人員的實際情況出發,經過反復斟酌,決定綜述、大事記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的13個部分、區域建置、地名、歷史紀要、墾務、革命斗爭事略、軍事志中的歷代戰事、文化志中的成吉思汗陵、歷代文選、宗教志中的藏傳佛教、附錄等由梁冰整理,全書涉及的古籍資料,由梁冰輯錄、選編、斷句、標點、分段、校勘。大事記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的第14部分由楊建林整理,民族、宗教志的薩滿教、天主教、伊斯蘭教以及風俗志由楊·道爾吉撰寫。轄區簡介由師和平撰寫。

  編纂《伊克昭盟志》在伊克昭盟歷史上是第一次,專業人員編修志書也屬于第一次。加之沒有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鑒,能否較好地完成本屆修志任務,都使人寢食難安。但是,由于本屆修志的組織方式、理論研討、隊伍狀況、工作實踐等因素的制約,陸續出版的志書雷同模仿的現象難以避免。我們在實踐中試圖有所創新,使《伊克昭盟志》既符合《新編地方志工作暫行規定》精神,又具有自己的特色,便成了我們努力的方向。志書創新的思路用盡可能提高志書的學術層次來表述可基本上反映我們的心態。

  隨著修志工作的漸次深入,編纂人員逐步認識到,塑造伊克昭盟的完整形象是《伊克昭盟志》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要想完成這個使命,首先必須花大力氣去認識和掌握她的歷史、現實的生命內涵。這是《伊克昭盟志》成敗的決定因素,也是這部宏篇巨著謀篇布局的基本出發點。當認定某些材料是塑造她的完整形象不可缺少的內容時,編纂人員就下定決心,一定要把這些材料寫進書稿中去,即使在卷章設置上遇到再大的困難,這個決心也不能更易。但在實踐過程中卻經常遇到內容和形式不協調的尖銳撞擊。每每遇到這種矛盾,都使編纂人員長期陷入激流漩渦之中,解決的辦法大都是跨越一般修志理論界定的領域,找到支撐自己信念的雖與修志理論不完全相符,但又有可能建立聯系的表達方式,這就成了史體文字以不同方式應運而生的必然。史志有別,且慎重運用史體,這是長期從事修志工作建立起來的理念,但在特殊情況下覺得不用史體而不足以表達自己的思想時,便義無反顧地大膽實踐。這是我們勇于探索的一個重要側面。

  本屆修志所出志書,有些令人感到大同小異,沒多少獨創性,特色不明顯,很有千志一面的感覺。《伊克昭盟志》從修志開始到成書長達十幾年的過程中,圍繞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能否在謀篇布局、資料運用、語言文字等諸多因素上做些新的探索,力求寫出特點等問題,曾進行了長期深入的思考。

  如“概述”的寫法,一些志書大都是拼盤式或濃縮式。我們的想法是“概述”應該高屋建瓴,靈活機動,濃墨重彩,從宏觀上統攝全書。“概述”應是篇完整的文章,相對來說,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完整性。“概述”與志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志文為實事求是的記述,而“概述”體現了行政首長的思考和對觀點的闡釋,從而增強“概述”的可讀性。《伊克昭盟志》將“概述”改為“綜述”,由15部分組成,從不同的角度對伊克昭盟地盤上的事物進行高度概括。使這篇“綜述”比一般“概述”內容豐富,篇幅長,分量重。

  關于“歷史沿革”的寫法,《伊克昭盟志》做了比較大的改動。舊志書和近年出的一些新志書中的“歷史沿革”大都是程式化的寫法,基本上是一個模式中套出來的,沒有多少使用價值。如果《伊克昭盟志》的“歷史沿革”也這樣寫,就會說不明道不清。因為鄂爾多斯地盤大,歷史情況復雜,即使在同一個朝代,各個地域的發展演變也不平衡。如果用傳統的寫法很難表現清楚這種復雜的歷史狀況,讀者也無從了解這個地區的歷史演化過程。

  如前所說,伊克昭盟歷史上沒有一部完整的志書,到目前為止,有關伊克昭盟的歷史還沒有一部書將其說清楚。雖然有些學者也試圖解決這個問題,寫出一些較有價值的文章,但要么是對某個歷史事件的專題性研究,要么是提綱挈領的一筆帶過,要么是語焉不詳地猜測。如果本次修志還不能解決,腳踏實地地將具有豐富內涵的歷史一絲不茍地勾勒得一清二楚,那勢必造成缺憾。為了增加歷史沿革部分的可讀性,撰寫伊克昭盟歷史紀要時,將伊克昭盟的悠久歷史做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表述。

  伊克昭盟地區屬于革命老區之一,中國共產黨在這里的活動比較早,有許多老干部在伊克昭盟從事革命斗爭及經濟建設,他們的豐功偉績應該載入史冊,彪炳千古。在《伊克昭盟志》中如何反映這些問題,我們也做了探討。按照習慣寫法,《伊克昭盟志》中的中國共產黨黨志和人物志將出現難以協調的矛盾。因資料限制,不可能將那么一場轟轟烈烈、如火如荼的革命大風暴的大舞臺上出現的這么多人物寫進專章里。因此,我們考慮,在中國共產黨黨志后加一卷革命斗爭事略。用以事系人的方法將眾多的人物、可歌可泣的革命業績記述下來,作為人物志的補充,同時也充實了中國共產黨黨志的內容。

  這些嘗試性的突破,僅僅是編纂《伊克昭盟志》過程中的探索,能否成立,是否合理,有待專家學者的評議,也有待于實踐的檢驗。

  (七)

  1988年9月,內蒙古自治區地方志總編室聘請梁冰為主管業務的副總編輯,在工作量加倍、超負荷工作的情況下,梁冰更抓緊了《伊克昭盟志》的總纂工作。到1993年5月,《伊克昭盟志》第一、二冊送審稿已印刷完畢,經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伊克昭盟行署研究決定,組成《伊克昭盟志》第一、二冊評審委員會。評委會主任:陳啟厚(中共伊克昭盟委員會書記);副主任:賈榮昌(伊克昭盟副盟長)、奇忠義(政協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主席、政協伊克昭盟委員會副主席)、諸葛計(中國地方志指導組辦公室主任)、王北辰(北京大學地理學系教授);委員:石應蕙、穆向陽、阿云嘎、甘英才、胡道源、董信、李紹欽、王永安、額爾敦巴特爾、梁冰、馮占通、喬布英、柳謙等。

  評審委員會評議審核后,由梁冰對書稿進行完善、充實,作深層次的加工,至1994年5月,總纂工作告竣,由現代出版社于9月10日出版。同年9月23日在東勝市召開了隆重的首發儀式。

  1994年11月17日、1996年11月6日,分別在東勝市召開了《伊克昭盟志》第三、四冊及第五、六冊評審會。審書會后,由梁冰用6~7個月的時間作最后的深加工工作。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胡道源副編審對本書經濟類卷章的編輯稿進行了修改;李紹欽副編審對歷史紀要、軍事志中的古代戰爭、文物考古、附錄中的歷史文獻提出過重要的修改意見并補充了寶貴資料;王松年副編審對自然環境、自然環境質量進行了篇目調整及修改。

  為縮短出版周期和盡量減少輸入打印時的錯誤,向出版社交稿時既交書稿又交書稿軟盤。文字稿聘請包殿凱副編審、郝至遠副編審各負責一遍終校,志文及表格中的數據,由于延梓高級統計師做最后的審核。

  現代出版社十分注重書稿質量,其高標準要求,嚴格把關,對提高書稿質量起了重要作用。除對書稿進行規定的三審制外,對自己不熟悉的內容,再請各方面的專家審稿。專家們提出的疑義及意見,由梁冰來解決。

  從《伊克昭盟志》中大量寫作內容集中在伊克昭盟地志辦少數專業人員身上及當地財力等實際情況考慮,《伊克昭盟志》共六冊,分3次出版。

  (八)

  修志工作開始以來,盟委不僅組建了專門編審委員會,而且陸續動員和組織了學有專長的近三百人的盟、旗市兩級修志大軍,投入二百多萬元資金,歷經十五個春秋。于1994年,盟地志辦完成了五百萬言的《伊克昭盟志》;指導并授權審定各旗市(除達拉特旗)及盟直56個職能部門的七百多萬言的志和專業志。伊克昭盟修志工作的主要體會是:

  一、盟委主要領導高度重視修志工作,并且作為一項政治任務列入黨委的議事日程。時任領導考慮到,修志工作不可能一朝一夕完成,而是用長時間完成這一史無前例的宏偉工作。修志工作開始時,盟委明確指出修志原則、具體要求及注意事項。在修志過程中,編輯人員嚴肅地掌握盟委的指示精神,字里行間體現了黨的要求,使志書編纂工作從一開始就納入了正確的軌道。

  二、根據工作的需要,不惜一切代價赴周邊各省市區省會、首府和各大專院校圖書館、檔案館查閱鄂爾多斯歷史資料。在短短的時間里搜集、復印1500余萬字的資料,為編纂志書打下了豐富的資料基礎。

  三、修志十多年過程中,盡管盟黨政主要領導多次交接易人,但新任領導堅持原有的修志原則和具體要求,同時繼續依靠、信任、支持總編以及專職編輯人員的工作。所以我盟的修志班子從始至終一直是穩定的,這是我盟修志工作順利完成的重要因素。

  《伊克昭盟志》基本做到了完善、全面、準確地記載歷史事實,同時充分體現了官方性、權威性,是伊克昭盟第一部社會主義新方志。

  《伊克昭盟志》的編纂工作得到了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內蒙古地方志總編室和諸多專家學者的幫助和指導,受到各兄弟盟市地方志同仁的熱切關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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